篇一：2015年2月28日 全国海事法院船舶扣押与拍卖十大典型案例
2015年2月28日 全国海事法院船舶扣押与拍卖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1
陈震、陈春申请强制执行“中威案”判决扣押船舶案
（一）基本案情
1936年，中威轮船公司将其所有的“顺丰”轮、“新太平”轮租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使用。租用期间，两轮被日本海军“扣留”，后交由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继续运营至两轮沉没。中威轮船公司尔后通过政治、外交、司法等途径向日本政府索赔两轮损失，均未果。1988年12月，原告中威轮船公司、陈震、陈春就该案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即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身）支付租金并赔偿损失。诉讼期间，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变更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
2007年12月7日，上海海事法院判决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震、陈春支付并赔偿船舶租金及孳息、船舶运营损失及孳息、船舶损失及孳息合计2916477260.80日元。原、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8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迟迟不肯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
（二）裁判结果
2014年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在本案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停泊于我国浙江省嵊泗马迹山港的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宝韵”（BAOSTEEL EMOTION）轮依法实施扣押，4天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即按照上海海事法院《限期履行通知书》的要求，支付了判决本金2916477260.80日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同时就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提供了现金担保。4月24日，上海海事法院依法解除了对“宝韵”轮的扣押。
（三）典型意义
本案通过扣押船舶，促使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履行我国法院生效判决，为历时26年的“中威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极大的维护了我国法律与司法的权威，在国际航运界、海事司法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国内外媒体报道的焦点，树立了我国良好的法治形象。
案例2
舟山市海利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申请扣押“雪曼斯”轮案
（一）基本案情
“雪曼斯”（SNOWMASS）轮系俄罗斯籍远洋运输船，原登记所有人为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EASTWIND SHIPPING AGENCIES SA），登记光船承租人为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SMART SHIPPING AGENCY LTD）。2009年11月，该轮自阿根廷外大西洋西南海域承运一批冷冻鱿鱼到达舟山港，货物变质受损。货主上海和顺渔业有限公司、舟山市海利远洋渔业有限公司、舟山新吉利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该轮冷冻设备故障导致其托运的冷冻鱿鱼严重受损为由，于2009年12月29日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扣押停泊于舟山港马峙锚地的“雪曼斯”轮，要求船方提供300万元担保。
（二）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审查后依法裁定扣押“雪曼斯”轮，责令“雪曼斯”轮船东向法院提供300万元或其他可靠担保。该轮船东已被宣告破产，由破产管理人接管，因忙于破产事务无暇顾及涉案纠纷，外籍船员困顿无助，一名外籍船员扣押期间因病死亡。对此，宁波海事法院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第一，安排好船员扣押期间食宿，协调看船公司负责看管；第二，垫付船员遣返费，在做好船舶交接后，
立刻安排船员回国；第三，通知原告追加提供充足担保；第四，依法拍卖船舶，将连同船员医疗费、遗体火化等费用在内的遣返费用在船舶拍卖款中优先拨付。
（三）典型意义
在船东弃船的情形下，如何妥善处理外籍船员特别是船员遗体回国等相关事宜，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宁波海事法院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在外籍船员困顿无助时安排好船员扣押期间的食宿，及时垫付遣返费用，并协调船舶代理公司安排船员顺利回国。将政府部门垫付的外籍船员医疗费、殡仪馆存放费及遗体火化费等纳入到船员遣返费用，兼顾中外各方利益，促使这一涉外事件快速妥善解决，彰显了我国法院司法为民的人文情怀，树立了良好国际形象。
案例3
奥列格等外籍船员申请扣押“密斯姆”轮案
（一）基本案情
“密斯姆”（Maxima）轮是密斯姆航运公司所有的散货轮，注册地在荷属安德列斯威廉斯塔德港。2012年6月，该轮在我国沿海海域航行途中不慎与他轮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他轮严重受损，同时因碰撞发生溢油事故，对附近海域造成污染。事故发生后，“密斯姆”轮被送往崇明码头维修。自此，奥列格等11名在船的乌克兰籍船员工资一直未予发放，之后6名船员自掏腰包先行回国，其余5名船员仍滞留在船，负责看守船舶。2013年7月，“密斯姆”轮在船的5名乌克兰船员因船东长期拖欠其工资于2013年7月17日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扣押船舶的海事请求保全申请，并就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对船东密斯姆航运公司提起诉讼。其他船员随后也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收到申请后，于当日即作出扣船裁定。考虑到外籍船员盼望早日回家的急切心情，法院协调落实船员上淡水、物料、生活保障用品的供应后，积极与船员劳务公司、船东代理以及外籍船员律师联系，委托国内船员劳务公司派员看管船舶，使外籍船员得以回国。
开庭审理后，上海海事法院迅速作出判决，支持了船员们的全部诉请。判决生效后，因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判决书中确定的义务，奥列格等于2014年1月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启动船舶拍卖程序。最终“密斯姆”轮以人民币3990万元被德国一家航运公司竞得，船员的劳务报酬在拍卖款中依法获得优先清偿。
（三）典型意义
在该系列案件处理过程中，上海海事法院以船员为本，数次登轮召开现场会议、关心船员生活及船舶安全，把牢船舶检验、评估、安全监管等各个环节，确保船检及评估报告客观反映船舶实际情况和价值，克服航运市场低迷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顺利推进司法拍卖程序。在拍卖成功后，从船舶拍卖价款中优先拨出人民币154.30万元作为11名乌克兰籍船员的劳动报酬。上海海事法院依照我国法律，遵循国际惯例，依法行使司法权，平等保护国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外籍船员感受到中国司法的温暖。受到乌克兰驻上海领事馆的肯定和感谢，树立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良好形象。
案例4
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拍卖“富通09”轮案
（一）基本案情
“富通09”轮系登记在被执行人朱某名下的干货轮，总吨 3880 吨，载重量 8300 吨。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为与芜湖市富通轮船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朱
某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于2014年8月13日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在上海港扣押朱某所有的“富通09”轮。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并实施了扣押。同月26日，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共同向该院就此纠纷提起诉讼。次月5日，原、被告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各被告同意向原告支付相应借款本金、利息等，若未能按期支付，原告可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拍卖“富通09”轮，并在拍卖款中优先受偿。后因被告未能在调解书中确认的期限内支付调解款，原告申请强制执行。
（二）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收到强制执行申请后，立即对可执行财产进行排摸调查，并最终决定拍卖已扣押的“富通09”轮。鉴于在以往的船舶拍卖中，因航运市场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一艘船舶常需要经多次流拍--降价--再拍的过程才得以最终成效，法院决定尝试以网上拍卖的方式拍卖该轮。2014年10月20日，上海海事法院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成立了“富通09”轮拍卖委员会。经反复论证网上拍卖的可行性后，根据《上海法院涉国有资产司法委托拍卖操作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海事法院与上海联交所协商开展网络竞拍船舶工作。11月28日15时17 分，经过32轮的激烈竞价，“富通09”轮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官方网站的交易平台以604万元的价格成功拍卖。
（三）典型意义
船舶拍卖是海事债权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传统模式中，竞买人需要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费用支出与时间成本降低了潜在竞买人参加竞买的积极性。网上拍卖充分运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极大地节约了竞买人的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提高了船舶拍卖的竞争程度，更利于发现标的资产价格，保护债权人利益。上海海事法院在本案中依托上海联交所的成熟交易平台，确保了拍卖程序的安全性。是一次创新海事执行方式、提高便民服务水平的有益探索。
篇二：船舶扣押与拍卖典型案例2015
船舶扣押与拍卖典型案例——2015年典型案例意义汇总（二）
2015-12-25北大法宝
【目录】
一、陈震、陈春申请强制执行“中威案”判决扣押船舶案
二、舟山市海利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申请扣押“雪曼斯”轮案
三、奥列格等外籍船员申请扣押“密斯姆”轮案
四、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拍卖“富通09”轮案
五、“三湖蓝宝石”轮系列扣押案
六、丹麦供油有限公司申请扣押“星耀”轮案
七、德国航运贷款银行申请扣押拍卖“阿明”轮案
八、五矿国际货运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扣押“海芝”轮案
九、巴拿马天裕轮船有限公司申请扣押“姗妮1号”案
十、马绍尔群岛伊克利普斯财产股份公司申请扣押“SL-710”轮案
一、陈震、陈春申请强制执行“中威案”判决扣押船舶案
【典型意义】本案通过扣押船舶，促使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履行我国法院生效判决，为历时26年的“中威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极大的维护了我国法律与司法的权威，在国际航运界、海事司法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国内外媒体报道的焦点，树立了我国良好的法治形象。
二、舟山市海利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申请扣押“雪曼斯”轮案
【典型意义】在船东弃船的情形下，如何妥善处理外籍船员特别是船员遗体回国等相关事宜，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宁波海事法院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在外籍船员困顿无助时安排好船员扣押期间的食宿，及时垫付遣返费用，并协调船舶代理公司安排船员顺利回国。将政府部门垫付的外籍船员医疗费、殡仪馆存放费及遗体火化费等纳入到船员遣返费用，兼顾中外各方利益，促使这一涉外事件快速妥善解决，彰显了我国法院司法为民的人文情怀，树立了良好国际形象。
三、奥列格等外籍船员申请扣押“密斯姆”轮案
【典型意义】在该系列案件处理过程中，上海海事法院以船员为本，数次登轮召开现场会议、关心船员生活及船舶安全，把牢船舶检验、评估、安全监管等各个环节，确保船检及评估报告客观反映船舶实际情况和价值，克服航运市场低迷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顺利推进司法拍卖程序。在拍卖成功后，从船舶拍卖价款中优先拨出人民币154.30万元作为11名乌克兰籍船员的劳动报酬。上海海事法院依照我国法律，遵循国际惯例，依法行使司法权，平等保护国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外籍船员感受到中国司法的温暖。受到乌克兰驻上海领事馆的肯定和感谢，树立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良好形象。
四、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拍卖“富通09”轮案
【典型意义】船舶拍卖是海事债权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传统模式中，竞买人需要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费用支出与时间成本降低了潜在竞买人参加竞买的积极性。网上拍卖充
分运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极大地节约了竞买人的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提高了船舶拍卖的竞争程度，更利于发现标的资产价格，保护债权人利益。上海海事法院在本案中依托上海联交所的成熟交易平台，确保了拍卖程序的安全性。是一次创新海事执行方式、提高便民服务水平的有益探索。
五、“三湖蓝宝石”轮系列扣押案
【典型意义】“三湖蓝宝石”轮系列扣押案，涉及多个国家的多方当事人，协调难度大。加之该轮为化学品船，船长、船员均为外籍人员且来自多个国家，扣押期间的船舶安全与船员安抚工作都是巨大挑战。武汉海事法院充分发挥调解这一中国经验在解决复杂纠纷方面的独特优势，促成当事各方达成和解，使涉案船舶得以解除扣押，恢复营运，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涉案各方当事人的好评。案件审结后，韩国驻武汉领事馆领事专程到法院致以谢意，对中国法院公正高效保护韩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行为予以高度赞赏。申请人阿曼国际贸易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南通法庭赠送牌匾一块，上书“优质高效调解”。
六、丹麦供油有限公司申请扣押“星耀”轮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宗涉及丹麦、巴拿马等不同国家当事人及中国香港法域的纠纷，涉案船舶进入中国广东海域后，中国内地海事法院通过及时有效地行使司法管辖权，诉前扣押船舶，并开展诉前调解工作，仅用5天时间便高效地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2013年3月26日，广州海事法院收到申请人致函，对中国法院及时高效扣船解决纠纷表示感谢。该感谢函称：“贵院法官有效的扣船工作，使我司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最快的保障，是帮助我司实现债权的关键”，“按照国际上一般诉讼程序，这一过程将会十分漫长”。国外当事人选择在中国法院进行诉讼活动，通过及时扣船并成功调解，使其合法权益得到了最快的保障和实现，增强了国外当事人对中国海事司法的信任度，树立了中国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中国法官的良好司法形象。
七、德国航运贷款银行申请扣押拍卖“阿明”轮案
【典型意义】本案船舶价值巨大，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企业，竞买人也多为外国企业。中国法院在扣押与拍卖船舶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依照维也纳领事公约，及时通知船籍国驻华使领馆。积极协调外轮代理、边检部门，提前制定工作流程，充分满足中外竞买人实地察看船舶的要求。严格依法裁定、果断执行、认真负责、细致周到的专业水准、敬业精神和工作作风，也充分树立了我国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彰显了我国海事司法的良好形象。
八、五矿国际货运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扣押“海芝”轮案
【典型意义】一是以具体案例明确海事请求权人可以申请扣押并拍卖承租人光租的当事船舶，较好地衔接了光租船舶的扣押和拍卖程序，有力地保障了海事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明确境外船舶光租入境因拍卖转为国内船舶，进口环节国家税收应予优先拨付。“海芝”轮光租入境，属于海关监管船舶，因法院司法拍卖转为国内船舶时，依法缴纳相关国家税收（包括海关关税、代征增值税和光租税共计4762785.75元），且该笔费用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为海事请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他费用”优先拨付。本案在妥善分配处理多项债权的情况下，依法保护了国家税收收入，维护海关监管制度。
九、巴拿马天裕轮船有限公司申请扣押“姗妮1号”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因国际海事欺诈或海盗袭击导致船舶失踪引起的扣押船舶案件。天裕公司是日本船东在巴拿马注册的一家单船公司，“天裕”轮的船壳保险人是日本共荣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货物保险人是英国劳合社，失踪船员来自韩国和中国。“天裕”轮在马六甲海峡失踪，被改头换面成“姗妮1号”轮来到中国，其上船员是印度尼西亚人。本案案卷文字涉及到日文、韩文、英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
通过本案中的船舶扣押与审判，有效打击了国际海上欺诈及国际犯罪集团的嚣张气焰，树立了中国法院公正、高效的良好司法形象。天裕公司及其日本母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赠送了“断疑案、伸正义、维护司法公正”的锦旗。世界著名保险协会劳合社时任主席马克思?泰勒先生，代表保险人致函武汉海事法院称：贵院站在公正的立场，给予了我们迅速和不偏不倚的支持。我们相信凭着对正义的高度责任感，贵院已经为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特别是为中国致力于成为亚太地区海事审判中心的目标，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十、马绍尔群岛伊克利普斯财产股份公司申请扣押“SL-710”轮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外国当事人在其纠纷由外国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过程中，向我国法院申请扣押船舶的海事请求保全案件。仲裁程序从申请仲裁到承认执行往往历时数年，期间容易因当事人转移资产而使胜诉裁决不能执行。我国作为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负有依法在我国承认、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际义务。应外国仲裁当事人的申请，对位于我国的船舶采取扣押保全措施，有助于保障外国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十四条规定，“海事请求保全不受当事人之间关于该海事请求的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外国法院已受理相关海事案件或者有关纠纷已经提交仲裁，但涉案财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向财产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提出海事请求保全申请的，海事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厦门海事法院依法裁定准许伊克利普斯财产股份公司的扣押船舶申请，及时制止两被申请人对船舶的处分，促使相关外国仲裁裁决确定的权利义务得以顺利实现。展现了我国海事法院严格适用法律，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理念和胸怀，赢得国际认可与赞誉，希腊籍船东为此专程赶到厦门海事法院表示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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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最高法发布5起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
（责任编辑：谢艳伟资料来源：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
篇三：青岛海事法院发布八起海事海商典型案例
青岛海事法院发布八起海事海商典型案例
青岛海事法院发布了八起海事海商典型案例。
案例一：原告某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原告某商贸有限公司按照被告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被告B”）的入货通知将三票货物交其进行运输，被告B接收货物后，作为被告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A”）的代理代为签发了全套正本提单。该三票提单均载明起运港为青岛，目的港为香港，交货地为阿联酋迪拜，货物品名胶合板，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凭瑞士信贷资本银行指示。提单抬头载明的承运人为被告A，提单右下角载明被告B作为代理签发提单。两被告将该三票货物交付给实际承运人某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运输，提单载明托运人为被告B，收货人为某国际物流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原告为顺利出运上述货物，向被告B支付了三票货物的THC费、单证费、签单费、舱单费、场站费、港杂费、操作费等杂费，并未支付海运费。
两被告当庭陈述，已经指示C公司将涉案三票货物交付给了D公司，全套正本提单均未收回，均为原告所持有至今。两被告主张D公司涉嫌盗窃，已向香港警方报警，称D公司委托其将货运往香港，然后将货交回D公司，由D公司负责将货物送往迪拜，然而D公司在香港提走货物后，并没有将货运往迪拜。香港警方现就被告的举报进行调查，但至今仍未拘获任何人或寻回被窃物品。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关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
被告A确认其为承运人，被告B系其授权的签单代理人。提单明确载明原告为托运人，根据《海商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涉案三票货物的全套正本提单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A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两被告抗辩本案贸易采用FOB贸易术语，原告并非与被告订立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涉案货物两被告是接受D公司的委托进行的操作。对此，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作为FOB贸易下的卖方将货物交予承运人运输，明显符合我国海商法中关于托运人系“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的定义。故原告托运人身份适格。
二、被告A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依照《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涉案三票提单项下的货物运抵目的港后，被告A在未收回其签发的正本提单、三票货物的全套正本提单均由原告持有情形下，却指示实际承运人将货物交付给案外人D公司，导致D公司占有和控制涉案货物。被告A的行为违法了《海商法》第七十一条关于提单是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的规定，被告A作为承运人，违反了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使得原告对提单项下的货物失去了控制，被告A应当赔偿原告由此遭受的货物损失。被告A不能以D公司涉嫌盗窃、诈骗、原告买方不真实、原告未及时告知等由免除其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
三、赔偿范围如何认定
《海商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涉案三票提单项下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共计324055美元。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支付了保险费和运费，也没有主张保险费和运费损失，故赔偿额应为货物装船时的价值324055美元。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原告赔偿货物损失324055美元及其利息（自2014年
1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纠纷的典型案例，涉及FOB下托运人的识别，承运人的责任期间等法律问题。
一、关于托运人的识别
我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两种托运人，分别称为契约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同时出现于FOB贸易中。契约托运人应当是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订立运输合同指租船订舱。本案中是买方租船订舱并支付海运费，符合传统的FOB交易模式，因此买方应为契约托运人。对于交货托运人而言，FOB 价格条件下只要卖方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则可以认定卖方为法定的托运人，即属于交货托运人，并且不以必须在提单上载明托运人身份为条件。本案中原告被记载在提单托运人一栏，并且实际向承运人交付了货物，毋庸置疑是交货托运人。
但若本案原告持有全套正本提单，而且并未记载为提单上的托运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仍可以被认定为交货托运人，承运人仍应对其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赔偿责任。
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航运实务中往往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契约托运人，即买卖合同的买方租船订舱并指示实际托运人即买卖合同的卖方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同时认可承运人向实际托运人即买卖合同中的卖方签发提单。实际托运人即卖方凭具有物权凭证功能的提单向开立信用证的银行交付提单议付货款，银行付款后将提单转交给契约托运人即买方，由其在目的港凭提单向承运人提货。
整个过程是由实际托运人通过控制提单议付货款的过程，前提是法律规定的承运人必须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使契约托运人没有正本提单就无法提货。契约托运人允许承运人向实际托运人签发提单就等于把具有物权性质的提单质押给了作为买卖合同卖方的实际托运人。因此，实际托运人虽然没有在提单上载明托运人身份，仅说明他没有处分提单和背书转让提单的权利，但享有通过法律赋予的实际托运人的地位凭正本提单向承运人主张货物的权利。
一旦承运人把货物交给非正本提单持有人，就应当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责任，这也是《海商法》通过规定实际托运人来保护FOB价格条件下买卖合同卖方保证收到货款的立法本意。
二、关于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我国海商法规定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9】1号）第二条规定：承运人违反法律规定，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损害正本提单持有人提单权利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因此造成损失的民事责任。第三条规定：承运人因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造成正本提单持有人损失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承担侵权责任。被告A在未收回其签发的提单，提单均由原告持有情形下，将货物交付给案外人，违反了凭单交货的法定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A称(转载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草 范 文 网:中国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原告被案外人诈骗，但如果被告A履行了凭单交货的法定义务，原告则不会因涉案货物失去控制而遭受货物损失，因此，被告A应依照法律规定赔偿原告的损失。
案例二：原告杨某某诉被告某水运有限公司等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原告杨某某购买了从长岛驶往蓬莱的客票，船名为“某岛8号”。被告某水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被告A”）系该船船舶经营人。被告A在庭审中称与被告某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C”）之间就“某岛8号”客船存在票款结算关系，被告C在卖票给旅客时收取全额票款，在扣除相应服务、管理费用后，向被告A支付剩余票款。原告持票通过被告C下设验票大厅后，在步行至船舶停靠码头准备乘船过程中落水受伤，其落水地点为“某岛1号”客船靠泊水域。原告在被“某岛1号”客船工作人员救捞上岸后，随“某岛1号”客船返回蓬莱入院治疗。“某岛1号”客船的船舶所有人及经营人系被告某快航公司（以下简称“被告B”）。
对于落水原委，原告在庭审中称其通过验票、安检后随客流步行至“某岛1号”客船，该船工作人员在进行二次验票后，告知其应到“某岛8号”客船处乘船；原告遂持票步行至“某岛8号”客船准备登船，该船工作人员正在解缆，并告知原告可乘坐“某岛1号”客船，且已经取得“某岛1号”客船同意；原告遂又返回“某岛1号”客船，并在登上客船后因船体晃动落水。被告B在庭审中称原告落水地点确系“某岛1号”客船靠泊水域，但原告并未登上“某岛1号”客船，也并非从“某岛1号”客船上落水受伤；“某岛1号”客船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施救是出于人道考虑。同时，被告A与被告B在庭审中均称从未就原告所主张的换乘一事进行过沟通或达成任何协议，在日常旅客运输过程中也从未委托对方进行旅客代运。原告对其落水经过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
原告诉称，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财物损失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共计9万元；并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与原告形成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是否为三被告；二、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否应对原告落水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与原告形成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是否为三被告，法院认为，原告所购买船票的表面记载有“某水运有限公司”、“船名：某岛8”、“当日当航班有效”，并盖有被告C的发票专用章，且被告A系“某岛8号”客船的船舶经营人，结合被告A在庭审中关于被告C在向乘客收取全额票款后就各自服务范围与被告A存在票款结算关系的陈述，可以认定被告C和被告A作为一个整体在向原告出售船票后，二者与原告之间形成了旅客运输合同关系，是涉案旅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对于被告B，因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被告A与被告B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且被告A与被告B也对此予以否认，法院对原告提出被告B系本案实际承运人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C和被告A是否应对原告落水受伤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原告在持票通过验票、安检程序后，其旅客运输合同已开始实际履行，被告C和被告A应履行其合同义务，承担原告在其实际控制区域的安全保障义务，并将原告安全的送达目的地。被告C和被告A未提供安全通道或设置足够的安全设施防止乘客意外落水，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已构成违约，二者应就原告落水受伤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A提出原告落水受伤并非发生在登“某岛8号”客船时、被告A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法院认为，涉案纠纷中并非是被告A单独、直接与原告发生的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海上旅客运输的运送期间的规定；在被告C和被告A作为一个整体与原告发生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二者作为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起始点应从旅客踏上“某岛8号”客船舷梯延伸至被告C设置的验票、安检闸口，二者应承担原告在此后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被告A与被告C的内部关系、责任区域的划分均不构成对抗原告因违约责任主张索赔权的理由。
综上，被告A、被告C未能证明原告落水受伤是原告自身健康原因或其故意、重大过失造成，应就原告因涉案事故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对原告提出由被告A、被告C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财物损失费，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财物损失系发生在原告落水过程中，法院对原告提出的该诉请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护理费、后续医疗费，因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述费用已实际发生或必将发生，法院对原告的上述诉请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超出上述认定数额的诉请，因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某水运有限公司、被告某港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杨某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39121.07元；驳回原告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关于海上运输承运人责任区间认定问题的典型案例。对和原告发生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的认定，是处理该类型案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案中，船票出售方被告C与船票载明的承运人被告A，以及涉案的被告B之间的关系是判定承运人的基础。在认定承运人的基础上，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承运人责任区间的认定，如果单纯依照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承运人运送期间来判定承运人责任的话，将使原告在通过购票大厅到乘船前的人身安全保障处于真空状态，不利于对旅客个体的保护。因此，本案考虑到被告C与被告A之间对票款分配的基础上，对二者的承运人身份予以认定，并结合当地旅客运输的实际情况，对其责任期间予以适当延伸，未局限于海商法关于运送期间的规定，使旅客合法权益得以保障。
案例三：原告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某海上旅游有限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7月，原告（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从被告（某海上旅游有限公司）处购买一辆由韩国进口的水陆两栖观光巴士。双方一致确认：由于国内无法办理车或船行驶的相关证件及手续，也无法办理登记手续，因此，该水陆两栖观光巴士无车、船等相关证件。原告认可在上述现状下购买该巴士，并不因此追究被告的任何违约责任。该巴士只限于观光旅游用途，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平静水域与平整路面。在接收该巴士后，不得再因该巴士存在质量问题或手续不全等为由，要求退货或解除本合同。之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全部价款，签订了现状确认验收单及交接单，双方一致认定该巴士处于可正常运转的状态，无影响运营的重大质量隐患，原告同意接受。
2011年9月，原告对该批巴士做了船舶安全稳定性试验，认为该船需进行重大整改。11月，原告向被告主张涉案巴士因被告对舱底进行了大范围结构性改变，导致不符合国家海上安全管理基本标准，无法办理运营手续。遂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购买合同，返还原告货款并赔偿安全稳定性试验费用。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有关机构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涉案水陆两栖观光巴士（船）的稳定性的初稳性高度不能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沿海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07）》要求。
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载明涉案水陆两栖观光巴士为40座。庭审中，原告陈述涉案水陆两栖观光巴士可以改造，但改造后载客不能超过10人，而且还要拆掉空调及门窗玻璃，无法达到营运目的，因为原定载客是40人。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关于涉案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根据双方交接时签订的现状确认验收单，双方一致认可该巴士处于可正常运转的状态，无影响运营的重大质量隐患，原告同意接受。证明涉案标的物是按照现状方式进行交接确认。因此法院认为涉案标的物是按照现状方式出售，质量标准应当按照交接时的现状来确认。
二、本案合同中免除被告的瑕疵担保责任的条款合法有效。被告已经在合同明确向原告披露了标的物的瑕疵为在国内无法办理车或船行驶的相关证件及手续、也无法办理登记手续，原告明知标的物有此瑕疵而仍与出卖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不负瑕疵担保责任。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告知原告标的物的瑕疵，且被告在合同中明确告知了原告标的物的瑕疵。原告按照船舶的现状接收，且明知该瑕疵会显著降低该标的物从事旅游观光的基本效用。原告在缔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主张被告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法院应当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对质量标准予以纠正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关于特殊标的物水陆两栖观光巴士车（船）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及质量标准和免除瑕疵担保责任条款效力两个问题。
《合同法》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支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但本案标的物为水陆两栖观光巴士车（船），在国内鲜有交易，在双方未约定质量标准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是个难点。《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国家并未指定水陆两栖观光巴士的相应标准，当事人也未能举证存在相应的行业标准。对此一审法院按照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进行了认定，但本案中双方对合同目的有不同观点。一审法院认为如果要实现原告的合同目的，就不应约定标的物存在没有手续无法登记的瑕疵，因此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就不保证该标的物质量符合观光旅游的用途。而且原告在庭审中也陈述涉案水陆两栖观光巴士可以改造，只是改造后载客不能超过10人，还要拆掉空调及门窗玻璃，并非完全不可以使用。结合双方交接时签订的验收单，一审法院认定质量标准应当按照交接时的现状来确认。二审对于质量标准与一审作出不同的认定，认为根据合同第七条的约定，该观光巴士适用范围仅限于平静水域及平整路面，在该条款所提及的《沿海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应当认定为合同质量标准之一。根据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被告交付的水陆两栖观光巴士不符合合同质量标准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
所谓瑕疵担保责任，又称“担保责任”，是指以法律规定，在交易活动中当事人一方转移财产（或权利）给另一方是，应担保该财产（权利）无瑕疵，若转移的财产（或权利）有瑕疵，则应向对方当事人承担相当的责任。传统的瑕疵担保理论包括权利瑕疵和物之瑕疵，二者构成本案了完整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本案即涉及该两部分。本案双方签订的《水陆两栖观光巴士购买合同》属于《合同法》规定的买卖合同，受《合同法》买卖合同相关规定的调整。双方不仅在合同中约定的现状交付包含了免除买方对标的物质量保证责任的内容，而且在该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认可在涉案标的物在国内无法办理车或船行驶的相关证件及手续、也无法办理登记手续的情形下购买该标的物，并承诺不追究原告的任何违约责任；原告不得以标的物存在质量问题或手续不全等为由，要求被告退货或解除合同。上述内容属于免除被告的瑕疵担保责任的条款，该约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合同记载，订立合同前，原告对水陆两栖观光巴士进行了充分考察，合同签订后交接巴士时，双方进行了验收确认，一致认为该观光巴士处于可运转状态，无影响运营的重大质量隐患。虽然，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认定该观光巴士初稳性不符合约定，但未说明造成初稳性不符的原因是内在缺陷造成的，相反的，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陈述，造成初稳性不达标的原因是被告对船舱进行了隔离，而隔离船舱在交接观光巴士时是明显可见的状态。原告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免除出卖人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情况下，未能证明被告存在故意或因重大过失不告知其标的物瑕疵的行为，因此，被告无须为该观光巴士存在的质量问题承担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原告以观光巴士质量存在问题作为违约的事实之一，因质量存在问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才是其解除合同的理由，尽管依照上述分析，被告无须承担质量瑕疵因其的违约责任，但其不能以不承担质量瑕疵担保责任作为合同不能解除的理由，合同能否解除仍然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判断。双方订立的《水陆两栖观光巴士》中约定不得因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退货或解除合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也明确表示该观光巴士可以改造后使用，原告未能证明其接受的观光巴士不能实现其合同目的。虽然原告同时提出改造后的观光巴士载客数量不能满足40人载客量的要求而只能载客10人，但因改造方案、改造后果未能确定，原告并未提出相应的鉴定要求，改造后的载客量除原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