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政治文化取向:政治取向

  从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从陕北来到西柏坡,到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由陕北东渡黄河到达西柏坡,再到1949年3月党中…小编为您整理了《西柏坡精神的政治文化取向:政治取向》,供您学习参考使用。

  从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从陕北来到西柏坡,到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由陕北东渡黄河到达西柏坡,再到1949年3月党中央迁往北平,两年多的时间,使西柏坡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山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最关键阶段的战略指挥中心。一段特殊的历史使得西柏坡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西柏坡精神。毫无疑问,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但同时,我觉得更应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解读它,因为它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发展起来、形成起来的,它最直接的意义是推动了我们党、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的建构。当前,西柏坡精神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于我们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地加以利用和践行。
  一、以问题意识为中心,以明确的目标为导引,凝聚全党共识,确定奋斗方向
  西柏坡精神所体现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继续争取民心、争取民众的问题意识
  在当时总体前景乐观但敌我战场态势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给当时的党的领导人所提供的启示,就是要调动千千万万的民众,彻底在农村孤立国民党,使得广大农民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以争取民心、争取民众作为当时全党的主要问题意识,以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直接目标,以此作为全党共同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凝聚全党的共识。
  以这样鲜明的政治目标、政治任务为出发点的问题意识既然形成,着手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时局政治。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研究制定能够适应新的政治任务需要的新土地政策,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公布这个大纲,该《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个政策的调整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推动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无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后来发动的三大战役中,我们发动了支前民工886万人,担架36.3万副,大小车101万辆,支援了粮食85,476万斤。这样的成就,如果没有土地改革给予广大农民的实惠,而只凭单纯的政治动员是不能奏效的。
  (二)如何加强军队建设,使之适应新形势斗争需要的问题意识
  军事斗争是当时最直接、最关键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长期在农村环境中生存发展,武器装备又很差,因此游击战长期是这支军队的主要战术。而解放战争是国共两党最后的决战,中共武装如果满足于过去的战争方式肯定不行,于是如何将人民解放军从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武装转换到一支可以胜任现代运动战、阵地战、城市攻坚战的军队,就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迫切任务。面对这一问题,无论中央工委还是中共中央都高度重视。
  中央工委对于西柏坡所属的晋察冀军区的军事方向作了很大的调整,把坚持打大仗、打城市战作为下一步我军努力的方向,成功地领导指挥了清风店战役、正太路战役、石家庄战役、平保战役。
  在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之后,面对当时我们蓬勃发展的军事形势,认真地考虑如何在巩固既有的军事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战争成果,如何适时地确定战略的新转变。为此,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几次重要的会议,讨论整个军事战略策略问题。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建设600万人民解放军,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并决定战争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主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歼灭更多的国民党军。伟大的三大战役就是在西柏坡决定的,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军事战略思想。
  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增加到350万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人,而国民党军尚有220万人,其中正规军146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已无力在战略上组成有效防御,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已占绝对优势。随后的渡江战役及解放全国的战斗的军事指导思想和具体战术上,都是直接承继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柏坡时期我党出于新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变革军事战略策略、军队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全面升华了我军的军事思想,不仅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也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直接有效的价值。
  (三)如何正确地审时度势,实现重大战略策略上的及时转换的问题意识
  西柏坡时期,最考验中国共产党的就是思考自身如何从一个长期在农村局部地区坚持游击战、建立地方政权的政党,发展为一个领导全国的进行建设的执政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对整个战略和策略问题作深入的思考,并及时地作出新的决策。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对于重大的战略策略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思考,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实际行动上回答了这些问题、践行了这些问题,反映了党中央在这方面深刻的问题意识。无论是制定颁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决定战略决战,还是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建设和管理上来,都是决定中国共产党事业成败攸关的大战略、大策略,都是正确地把握了时事发展的脉搏和规律的结果。如果中国共产党事先在这方面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那么就不可能在这些重大的战略策略上作出适时的调整。
  二、“两个务必”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为人民服务
  “两个务必”的思想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它直接针对的是面临革命胜利后可能滋长的享乐主义、功成名就的心理。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深刻地预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用万里长征来形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此来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告诫是及时的,也是超前的;
是理论命题,也是实践指导思想。通过“两个务必”,把中国共产党在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时需要时时警醒和需要克服的关键问题予以明确表示,这对于全党自觉地克服执政惯性,提前消除思想麻痹的隐患,继续保持党的纯洁性,无疑是柄永不过时、永不生锈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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