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哲学专业毕业论文
Harding的女性主义立场论1
前言：本文的理论脉络
本文所处理的主题与焦点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Sandra Harding有关「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的说法；本文阐释了Harding观点的内容，也试图评估Harding的说法，探究在所谓「后现代」的挑战下，究竟还能不能主张一种「立场论」。但是在我们进入主题以前，也先大略地介绍一下本文主题的一些理论背景。
晚近由女性主义或女性立场出发的学术研究或科学研究日益增多，不论是人文领域中的性别文化研究或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性别之社会现象或经验1 本文曾發表於「第一次哲學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1996年12月中研院。曾蒙評論人傅大為教授與其他在場學者給予寶貴意見，也得到成果發表會《哲學論文集》兩位匿名評審非常費心與仔細的閱讀和給予許多評論和修改意見，本文完稿時也盡量斟酌了他（她）們的意見而修改。本文的一些基本觀念源自筆者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女性主義的科學哲學」
（NSC83-0301-H-008-017 L2）所寫的結案報告。原結案報告“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A Preliminary Survey”屬於導論性質，是對女性主義的科學哲學的通論綜覽。本文則對該文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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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或者生物科学与医学领域中有关女性身体、生理的研究，均甚有可观；具有女性意识的学者也纷纷组织女性学术社团或在大学开有关女性的课程。但是这些研究也经常遭到从认识论（epistemological）或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角度出发的质疑和批评，并且也衍发了一系列有待厘清的问题；例如，这些研究会不会受到预设的女性主义立场影响而失之偏颇，以致于使女性立场的科学研究缺乏客观性？「客观性」这个观念本身是否（像某些女性主义所认为的）也是男性文化的产物？科学研究应不应该被像女性主义这种政治考虑所影响？女性主义者为何否定科学是价值中立？性别与科学是否都是社会建构的（socially constructed）？如果两者都是，那么这两种建构的过程有无重迭之处？科学是有性别的吗？有没有女性的科学？有没有一种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女性主义在认识论上应当采取经验主义的立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等等。
这些问题虽然听来不是旧科学哲学的传统问题，但是却构成了所谓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之内容。很明显的，上述关于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之诸个问题，不但涉及女性立场学术的正当性、或女性主义学术的基本预设，而且直指科学的本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相对主义、科学哲学的功用与角色等重要问题；也涉及了有关社会运动的政治理论问题。不过这些都不是本文打算直接处理的主题和焦点。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路是在所谓的新科学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我在本文的「跋epilogue」中会部份地讨论到两者的关系），故而前者已经预设了后者的许多假设或概念。本文限于篇幅与处理主题不可能去一一检视这些假设的正当性和概念的完备性，所以也会和一般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论文一样，预设了社会批判理论（包括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新科学哲学的「论述」（discourse），特别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政治价值（例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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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该有反抗权力的效应、理论应该批判社会主流等等）。在相当的程度上，本文针对和对话的主要焦点是那些基本上认可这些价值和理论假定、却可能有不同「理论─政治」的立场主张。
女性主义∕新科学哲学是深受「批判理论」（社会哲学）与「社会研究」（社会学）影响的理论，和原来旧有的科学哲学传统很不相同，双方在理论传统、研究进路和政治价值上均有差异。在实际的政治效果上，旧科学哲学维护了科学的文化权威（所以会被许多科学家援引来批评「科学的文化研究或社会研究」、「女性主义科学」），新科学哲学削弱了科学的文化权威（所以会被许多科学家讥评为外行人或伪学术）。
如果只从旧有科学哲学的假设出发，认为女性主义∕新科学哲学等等是反直觉常识的，那么很可能会犯了简化对方理论的错误。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以一些简单的问题来质疑后者，并希望有一些直截了当的答复。例如，「政治价值（或政治力道）和真理怎么会有关系？」2（(转载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草 范 文 网:专业与哲学论文)cf. Harding, Whose Science, 62ff）、「科学信念怎么会有社会原因？」、「权力怎么可能建构出被研究的对象（或知识的对象）？」（cf. Harding, Whose Science, 12）等等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回答清楚的3；因为这些说法常被整套的著作（oeuvre）所阐述或所预设。我们几乎可以用「不可通约」的概念来比拟新旧科学哲学的不同。
再举一例，常有人说「物理学和性别有什么关系？」，言下之意是：真正的科学或至少自然科学和社会权力没有关连。但是如果真正的科学典范是批判性的社会科学（下文会提到），那么物理学只是科学的边际或临界例子， 2 強調「（政治）價值與真理」的關連，認為「真理要幫助人們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反種族歧視的社會」等等，並不只是各種社會批判理論的主張，同時也是像杜威（Dewey）這類思想家的主張。 3 這些問題甚至是被預設而不必辯解的；和這些問題相反的假設因而才需要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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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物理学不具有真正科学所应该具有的性别性质。不论这个问题的辩论结果，很显然的均将涉及许许多多复杂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利害的、世界观的…）考虑，而不是三言两语的直觉常识所能解决的。
这篇文章将集中讨论Harding的「女性主义立场论」。「立场论」（「立足点论」）可以说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知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理论架构或诠释观点。所谓立场论，简单的说，主张只有从恰当的「立足点」或「观点」或「立场」出发，才能得到正确的知识。这种立场论其实乃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都认为知识是座落于特定社会情境中（socially situated）、反映了该社会中的价值与利害或权力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及其知识的生产是被优势的阶级∕性别所主导，那么该社会所生产的知识必然会反映出特定的社会利害与价值。为了对抗自由主义的实证论或经验论这些反映优势者利益与价值的学说，马派学者经常声称其知识观点乃来自「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立场」，亦即，被压迫者的立场；而从马派立场论看来，由于压迫者的生活形态与所从事的社会实践，和被压迫者完全相反，故而限制了压迫者对社会真相的理解；另方面，被压迫者的立场比压迫者更能、也更愿意如其实地认识客观真相，不会扭曲或掩盖阶级社会的压迫事实。故而，和被压迫者站在一起的马派学者在取得知识上有特殊的、更接近真实的立足点或观点，这个立足点可以说是「在认识上有利的」
（epistemologically advantageous）位置，而这个立足点上的认识主体可说拥有了「认识上的优势（特权）」（epistemic privilege）。由于女性主义在发展其对科学的批判时，也同样地必须响应占据学术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的经验论者对她们的质疑，所以很多人便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传统借用或挪用了立场论，来发展女性主义。也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的立场论一方面沿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立场论的概念和论述策略，另方面也必须以性别而非阶级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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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点做理论探究的主题，并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立场论的不足或限制（Harding, Whose Science, 136）。虽然如此，女性主义的立场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极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或其它批判思惟的立场论有所启发。
Jagger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立场论所针对的批判对象，亦即，占据学术主流地位的经验论（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立场论：经验论的立场论也是认为只有从恰当的立足点或立场出发，才能得到正确的知识；不过这个立足点是个价值中立、不偏私的（旁）观察者，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抽象的个人（Jagger, 356, 370）。不过，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自由主义经验论的立足点是不可能的，需要被阶级∕性别的立足点取代4。
姑且不论经验论是否也是一种立场论，女性主义在知识论∕科学哲学这方面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是以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论出发，对经验论做出批判，替当时的女性科学实践做辩护；这大约是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中期，主要的立场论者有：Elizabeth Fee, Jane Flax, Sandra Harding, Nancy
Hartsock, Hilary Rose and Dorothy Smith。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也有些女性主义者不满意立场论的说法（像Jane Flax便从立场论转变到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内部的多元性开始明显。Sandra Harding便把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知识论）分为三个流派或趋向，分别是：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 4 這段所說是馬克思主義中常見的說法，其目的在於揭露自由主義的個人（公民、普世人權）並不具有普世的性質，其實是特殊的階級的利益。在一個現實中有階級支配的社會中，不可能有共通的、普世的（universal）、超越階級利益的人（人性本質）或立足點。這是無數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在文學、經濟、政治理論中所企圖證明的。照這樣說來，將經驗論也說成是一種有階級立場、有性別傾向的立場論、，就是有重要政治意義的說法，因為這表示經驗論並不如它表現的那樣無黨無私（non-partisan）的學說。
篇二：哲学论文
品中国哲学，建完美人生
班级13年春 学号：1332001405581 姓名：王彩莉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给外国人上中国课，所以内容简单扼要。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的英文版是国外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记录的英文书籍。它的问世，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起大了重大的作用。
我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希望自己能从中拾到一点做人处世的哲学，以改变自己充实自我。
所谓读史能够明智，看一件事物需要了解它形成发展演绎的整个过程，方能对其现状理解的更为透彻。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一定与古代中国思想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制度的改良与革命，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以坚船利炮促成两个文明碰撞所致的一次次的思潮，也无一不见证了中国人在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由传统的向现代的更为开放的观念转变。总有个挥之不去的困惑萦绕在脑海里：为什么中华文明曾经在唐朝时候如此强大，综合国力在当时属世界前列；而到了明清，国家却一步步走向没落，政府的集权暴政和愚昧无知随着文字狱的兴起、闭关锁国政策的加强到达了极致。而与此同时，西方为什么能够促成社会的工业革命，科技振兴。等待中国的，却只是被欺负和被妥协。 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大体上对中国哲学从古至今的发展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原本的一些困惑也逐渐有了答案。任何事物都有个起源，中国人的思想也不例外。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与古希腊海洋环境不同，中国陆地面积大而且多山，地理上便有着封闭的特点。希腊人漫游列岛，中国人只能望洋兴叹。不能从事海洋活动的中国人便依附在土地上进行辛勤的耕作劳动。所以农业历来都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历代的统治者采取的都是重农轻商的政策，他们坚信，人可以不做生意，但不能没有饭吃。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社会便得以长期的发展，并成了维持社会运行的基础。可以说，儒家的整套伦理是家族制的一个理论升华。儒家的伦理很强调人们各自的位置，君臣父子，每个人都要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从积极层面上讲，用伦理去规范人的行为可以避免由无序引起的社会混乱，强调人在各自的角色中做好份内该做的事情，对当今社会仍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消极的说，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从而才会被统治者利用成为其专制统治的工具，发展成为后来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绝对服从。而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走不出盛衰怪圈的最根本的原因——平等制约的缺失。
冯先生一再强调哲学的功用就是“提高人的心灵境界”，其最理想的高度就是“天地境界”。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 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冯友兰先生的建议：“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那么，一个人“哲学化”的开端，就是先要了解一下中国哲学发展史，感受一下中国哲学思想的博大与厚重，再选其精华为自己所用，这样就可以为“大道普传”时代的到来“人人高度哲学化”打下基础，保证自己不落伍，让自己紧跟时代潮流，成为骄傲的“弄潮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篇三：哲学专业毕业论文
伽达默尔与当代社会技术化、信息化问题
伽达默尔是一位具有深刻理论洞察力又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哲学家，他力图在解释学基础上重新确立起久已失落的实践哲学，以此来为西方哲学的近现代发展“纠偏”，以此来分析人类社会文明存在的问题，并进而指明人的真正存在和生活世界的理想状态。这种实践哲学，无论是就其理论本身而言，还是就其社会实践意义来说，都表现出了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代意义。在现代科技社会，人类对自身存在根据与价值基础的淡忘，对理性力量的片面化理解，这从根本上导致了科学理性渗透和支配了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全面的自我异化。伽达默尔作为整个20世纪历史的见证人，他深刻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根本之处不在于近现代主导性的理论哲学本身的各种欠缺，而在于人们从哲学意义上丧失了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在人们实践行为和生活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关于人类存在和生活的真正理性反思的实践哲学作基础，因而现代社会生活处处表现出对科技、专家及信息的迷信，在对科学理性的依赖中放弃了对自身存在与生活的责任，这种人的存在的随大流性本质上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它缺乏实践理性思考，没有稳定的理论基础与价值目标。
一、“技术的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因素”
伽达默尔认为，“哲学就是一种启蒙，但这是反对其自身独断论的一种启蒙”，“谁要进行哲学思维，谁就不可能同他时代的意见一致。”那么，这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显然，这不仅指示着人类的哲学运思是永无止境的，它是无限开放的，需要无尽的探索和解释，同时也表明着对于人们现代生活来说，哲学不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说是毫无作用的，相反，它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启蒙，表现出对现代生活的理性反思的作用。实际上，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极需重新启蒙的时代，而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就是以一种公开的启蒙的力量成为了破除现代技术文明迷梦的清醒剂。
在伽达默尔看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严重的人类文明危机，其标志就在于人类进入了一个完全以技术起作用的时代，技术知识开始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新的、极端信奉科学的时代”，公众意识转向了科学，以为科学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不自觉地走向了一种科学迷信——“科学最终有能力使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服从于科学的控制，从最适合社会的生命中排斥所有的不可预言性。”人们相信，人的生、老、病、死，人的生命基础，人的无意识驱动力与意识动机间的和谐，经济衰荣，语言中的理解与误解，总之，人生3211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85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81页。
存在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社会生活、信息选择、公众舆论的形成、战争与和平的行为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都是受科学支配与决定的，科学也能够处理好所有这些问题。这表明，“技术的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因素”，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类进入了一个信仰科学的技术时代，这个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切自然关系，人类生活演变成了由科学通过专家团体对社会的一种统治。
当然，人们对这种生活状态是不满足的，但根本问题是人们尚不能对它做出清醒的认识和评价。看到现代文明危机的现象并不难，但能够深刻地认识到造成这种危机的内在根源却绝非易事。原因就在于，相比起神学世界观，人是在一种科学意识的基础上树立起了对科技的崇拜和迷信，科学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方面，这使得科技统治变得更为广泛、普遍，也更为隐蔽，人们去接受科学的指导和决定成为人类生活中心甘情愿、理所当然的事情。伽达默尔就是要通过其实践哲学来揭示现代文明异化状况的实质，重新对人类思想做出有力的启蒙与警示，并以此重建起人类生活的精神家园。在伽达默尔看来，“近代科学的方法概念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类理解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解决的对峙”，科学方法永远只能是服务于科学目的，永远只是达到认识事物的途径，但它却始终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关于如此这般的价值、目的和意义，这只能通过人在生活世界中的理解和解释去实现与落实。这意味着，要解决人类生活问题，必须将其置于一种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的理解基础上，基于人的对自己行为的理性反思上方有可能。伽达默尔指出，“我们的技术文明有着被过分刺激起来的进步过程，我们处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不到我们生活中总体上的稳定和不变的因素。”而人们要对此做出认识并达成一致结论，就需要跳出往往让人们容易沉溺其间的科学技术生活本身，从总体上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理性反思，从整体上对现代科技文明加以批判地克服，这也就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作为启蒙作用的任务。人是整体，要解决人这个整体的生活问题，当然，就必须对人的整体做出理解，对这个整体的生活方式、道路与方向做出思考。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哲学是可以对此任务有所贡献的。从启蒙的意义上说，实践哲学也不谛是一服将人们从科技迷梦中催醒的有效的药剂，它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从整体上对人类行为作出理性反思的意义，认识到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对人类行为所应承担起的理性的力量，它也将再一次使人摆脱科技的奴役，获得心灵的自由，获得对人类实践生活的理性的认识和指导。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由于实践哲学有助于将人类行为的最高目的呈现于理性思考面前，因此，它可以提供一种帮助，以避免在合乎伦理的实用教育中可能出现的某种偏差。”对于实践哲学的这种启7654
4
5伽达默尔：《赞美理论》，95页。 伽达默尔：《赞美理论》，162页。
6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75页。
蒙意义与理论作用，伽达默尔有过具体的申述，他认为，在实践哲学中所真正关心的就是，“拯救一种理论基础从而使我们能够处理当代文化的基本事实，亦即，科学及其工业的、技术的利用。”8
重建实践哲学，强调实践哲学作为破除科技迷梦的思想启蒙的意义，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尽管近代科学的进步如此高奏凯歌，尽管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他们对存在的意识充满了对我们文化的科学预设，然而，继续支配着人类思想的问题却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这表明，要回答人类思想的问题，作为认识论意义的科学理性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它不能解决科学工作本身的目的与价值问题，因此，只有重新回到实践哲学传统上来，回到人类的作为反思性的理性上来，具体地说，就是回到人的实践理性、实践知识、实践智能上来，惟有如此，才能将人类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通过理性反思形成总体的理解，构建出其整体的发展方式、目标与理想。这就要求哲学也必须回到人的现存状态——生活世界上去，回到哲学研究的作为理性反思的理解、对话、交流等方式上来。在伽达默尔看来，由于他重新将人类生活问题置于实践理性的反思中来考察，从根本上说置于构成社会理性的实践基础来看待，这就为人们重新摆脱科技对生活乃至对人本身的控制提供了可能，因为，一切现实自由的前提是自由思想的确立，只有从实践理性反思出发，人们才会拥有对自己行为的思想自由，也才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即选择与决定，人的现实存在也才会是自由的。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说，“依靠实践哲学传统能帮助我们用这种方式免受近代科学概念的技术自我理解观的影响。”如果就科技统治的范围而言，退一步说，即便在人类的诸多领域和诸多活动中，应当承认科技的支配和决定作用，肯定科学理性反思的力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科学理性是适合于人类所有领域的，伽达默尔就非常鲜明地指出，“我们这个工业社会发展出的对公众意见有计划地进行组织也许具有很大的影响领域并继续为社会操纵服务——但它并未穷尽理性论证和批判反思的领域，而社会实践正占有这些领域。”由于社会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活动，它关系到做什么样的人以及人朝什么方向发展，归之根本，关系到对人的本质与真正存在的理解问题，所以，不能对实践活动做出反思与指导的科学理性，也就决不能对人的存在问题做出有效的正确的总体理解，它不能告诉人们在各种具体情境中应当怎样做，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应当有一种什么公共的目标。在伽达默尔看来，唯有以实践理性反思为基础以探讨人的实践生活问题为己任的实践哲学才能担此重任，才能告诉人是什么以及人应当怎样行为与生活。 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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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10页。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109页。
10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40页。
由此而论，实践哲学既是破除现代技术文明迷梦的清醒剂，又构成了伽达默尔整个哲学工作的中心主题与目标，当然，这两者是统一的，伽达默尔就是要通过实践哲学来使人们从科学理性的控制下觉醒和解放出来，重新将人的生活奠基于实践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并在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中，为人类的实践生活问题作出论述，指明人类生活的应有状态和理想的未来。从根本上说，伽达默尔要以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来将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科学认识活动，将一切理性包括科学理性融合于其中，从而使之真正为人类的存在和生活服务。对于现代社会的人类生活来说，这种实践哲学的重建是十分迫切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伽达默尔说，“把科学的独白组合到交往意识中去这一‘解释学’任务——这里包括了训练实践的、社会的、政治的合理性——由此只是变得更为紧迫罢了。”
对自己工作有一种紧迫感，一方面出自对人的关注和对社会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源于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重要性的认识。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对科学技术文明统治下的人的启蒙，更表现在要为人类的生存活动重新奠定理论基础。应该说，就对人类的新启蒙而言，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确实让人们深刻地意识到人在科技生活中所陷入了非我的异化和被奴役状态，重新认识到人的自由存在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人要走出现代文明的困境，必须通过实践哲学的启蒙获得人的自由意识和对社会实践行为的理性反思判断力。而从以实践哲学构建起人类实践生活的理论基础来说，伽达默尔通过其实践哲学也做出了十分有力的说明，这种为人类生活重新确立起精神家园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对人的自我理解，对人的存在与生活价值、目标、根据及其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的认识。但我们从中也能够看出的是，尽管伽达默尔所反对的是对科技的迷信，对科学的神化，要批判的是科学方法在认识真理方法上的垄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人文科学真理性与科学性的诋毁，要取消和否定的是科学技术统治论，而绝非是反对科学理性和科学本身，相反，他是肯定也是强调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的，承认人的存在是与科技文明成果须臾不可分离的，但是，毕竟伽达默尔是从实践理性与科技理性相对立的层面上来阐述建立在实践理性反思基础上的实践哲学意义的，因此，伽达默尔为了建立起其实践哲学还是表现出了对科学之于社会生活作用与影响的全面的批评，这种过于广泛的批评也就自然影响到伽达默尔以一种客观公正和恰如其分的口吻对科学及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做出正面的积极的评价。究其原因，伽达默尔自己很清楚，他不是不能做出这种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而是为了在实践哲学失落的时代来重建起实践哲学，他必须更多地强调实践理性与科学理性，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131212
1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94页。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有许多人误解了伽达默尔了。从根本上说，伽达默尔并非是一个反科学、反科技理性的哲学家。他所反对的只是将科学理性作为真理的唯一标准，把科学方法作为确定真理的根本方法的思想。就如伯恩斯坦（Rechard J.Bernstein）所言：“伽达默尔批判的主要目标并非科学，而是科学主义。”
不同甚至是对立，这就是一种“纠偏”的自然表现。伽达默尔说，他之所以强调真理与方法（科学方法论），理论哲学、技术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尖锐对立，并非为了从根本上否定科学方法、理论哲学及技术哲学的作用与意义，而是为了“纠偏”的需要。对此，伽达默尔指出，正如笛卡尔所承认的，“使一件被歪曲的事物重新恢复正确的特定结构在于，人们必须矫枉过正。”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批判了贝蒂等人对他的解释学反思会取消科学客观性的担心（这只是一种天真的误解——伽达默尔语）；也批判了阿佩尔、哈贝马斯等社会批判主义者只是局限于对其解释学方法论及其规则和规则应用的研究。因为这样做，自然会得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保守主义倾向等看法，但是这却从根本上搞错了伽达默尔的“分析的反思要求”，“试图作为一切理解的结构要素加以揭示的应用的意义”，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对实践的反思并不是技术。”当然，伽达默尔的哲学思想是否真是主观的、相对的、保守的，这有待于深入地作专题研究，但其理论所表现出的这些特点，显然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需要更深入地去认识的是，这种理论的表现并不就是理论的真正实质，也并非就是伽达默尔哲学的真正意图，因为对于一种特殊的“矫枉过正”的理论，人们往往必须透过其自然会出现的理论表现，而从总体精神上从理论意蕴上方能把握这种理论的真正实质。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伽达默尔以其实践哲学力图破除人们对科学的神话，使人获得做人的自由和判断，但伽达默尔在将人类实践活动重新置于实践理性反思基础上之后，却也充分而鲜明地表现出了实践哲学作为启蒙思想的特点——充满着理想主义与美好人生愿望等色彩，这也是作为启蒙的期待、憧憬、愿望、祝愿、理想的自然表现。伽达默尔不仅通过实践哲学的分析为人类实践生活重新奠定了理性反思的基础，提出了对实践本身的理性研究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根本，阐明了人的实践生活的性质、方式与基本意义，而且还为人类发展做出了关于未来规划的思考，为未来的人类理想的生活状态做出了具体的描述。这是实践哲学的理想，从根本上说，则是重建实践哲学的伽达默尔本人的社会人生理想的反映。伽达默尔试图通过建立在解释学基础上的实践哲学制定出人类生活的理想目标——人们在语言的对话、交流上达成理解，在理解上建立起相互认同的人类共同体，以及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共同目标。以“理解、交流、对话”为基础，构建起真正团结、一致的人类共同体，让人类生活在以善本身为目的的社会中，过一种善的、团结的、幸福的美好生活，这就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是伽达默尔本人的最美好愿望和理想。显然，在现代这样一个异化的充满着相互敌意和对抗的人类社会之中，要充分地认识到伽达默尔通过实践理性反思为人类构建的共同目标与理想的重要意义，理解伽达默尔将理解中的真理的经16151414
1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38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