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小故事(三)
三释俘虏兵
在井冈山，士兵委员会参与军队管理，代表士兵利益，在军中享有一定的权力，深受士兵的拥戴，尤其是对于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和俘虏兵，影响更大。
杨至成将军亲身经历的和一个俘虏兵的故事就是民主主义作用的生动体现。
杨至成是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1928年6月参加了三打永新的战斗。敌人是从云南来的杨池生部队，战斗力不弱。在永新的外围，杨至成所在部队与敌人的前锋营相遇。由于红军处于绝对优势，战斗展开不久，敌人就招架不住，开始动摇了。这时，敌人一个军官挥舞着驳壳枪，对着敌兵发疯似地大喊：“往前冲，小心别当俘虏，共产党抓住你们要剥皮抽筋的。”
在这位军官的威胁下，白军士兵拼命顽抗，死不缴枪，可是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红军的强大攻势，不一会就溃退了，红军抓了不少的俘虏。
战士们围着俘虏，个个虎视眈眈。俘虏呢，抖抖索索挤靠在一起，脸色灰白，双目无神，流露出绝望的神情。
见此情景，杨至成对俘虏们说：“不要害怕，红军一定会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一根汗毛也不会动你们的。”
但是这些俘虏兵只是呆呆地转转头，你看我，我看你，没什么反应。这时，杨至成发现有一个大个子的白军士兵，佝偻着身子藏在后边，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还掉了一只袖筒。杨至成看见他这副样子，想起刚才拼刺刀时有个死不缴枪的白军士兵很像是他，便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白军士兵浑身一抖，脸抽搐得几乎变了形，上牙磕着下牙，十分艰难地回答：“姓曹??叫??叫曹福海。”
“刚才是你吧？几人个才把你拖住。”
“长官，不不不是我。”
“怎么不是你？你看，我的手都被你抓破了，还想抵赖？”一个战士在旁边插嘴。 曹福海听见这句话，像听到了死刑的判决书，他苦苦哀求道：“长官，积德呀，一家老小全靠我呢，饶了我一条命就是救我全家呀！”
从谈话中，杨至成知道曹福海也是个受剥削的农民，是被国民党抓来当兵的。于是，杨至成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讲了一番，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一提起红军，曹福海又变了脸色，又是什么“长官积德”、“救我全家”之类的话。杨至成又问别的俘虏，他们也苦苦苦哀求，就是不愿当红军。
尽管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药品缺乏，但还是尽量让俘虏们住得舒服，吃得满意，带伤
的还一律给予治疗。临走那天，团里又开了欢送会，会上，团首长向他们说明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放下武器是兄弟的道理，希望他们回家之后，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如果仍是当白军，再和红军打仗，枪口不要对着自己的兄弟。
散会后，又按规定发给他们每人几块钱的路费，还给每人发了一些简明通俗的传单，传单上写着“白军兄弟们，不要给地主资本家卖命”、“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不骂，经济公开”等内容。发完东西，红军敲起锣鼓，高喊口号，把这些俘虏兵送出很远。重伤的俘虏还派了农民自卫军用担架抬着。俘虏们深受感动，有的人甚至失声痛哭。
6月底，江西的杨如轩、杨池生部再度向井冈山进犯，杨至成所在的部队在七溪岭阻击。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一打响，就是一场硬拼硬的恶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把敌人打垮，俘虏几百。战斗打得很艰苦，战友们有的牺牲，有的负伤，大家心里又沉痛又气愤，有人指着俘虏的鼻子说：
“这回一个都不放，放回去还当反动派！消灭一个少一个。”
上级很快发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情绪。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亲自给部队讲话，再次强调俘虏政策。之后，杨至成等人用了整整几天时间才把这些俘虏处理完。全军上下，人人动口动手，工作比上次更加细致周到，甚至连敌人的尸体都用棺材装好，写好姓名和战死地点送了回去。
到了这年的秋天，敌人又一次向井冈山进犯，战斗还是在七溪岭打响。这次的战斗只进行了半天，许多白军士兵便纷纷缴枪，其余的则溃散了。
说来也巧，杨至成在俘虏群中又看见了曹福海。这回他穿戴得整整齐齐，不像上次那样狼狈了，也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只是低着头难为情地傻笑。杨至成问他：“又来啦？”
曹福海嘿嘿笑了两声，一副憨厚的样子。
杨至成又问他：“怎么没回家呢？”
“家在云南，怎么回去啊？”曹福海无奈地回答。
“那就留下来当红军吧，打倒反动派再回家。”杨至成笑着说。
可是曹福海向四周看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还是放我回去吧，这回我只放了两枪，还是朝天上放的。”
杨至成心想，一回不行两回，于是又发给曹福海路费，给他开好路条，热情地把他送走了。
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不断壮大，敌人的“进剿”也更加频繁。不久，杨池生和杨如轩的部队又来了，双方在七溪岭一接触，就有大批敌军拖枪跑到红军这边来了。
战斗结束后，二营的一位同志找到杨至成，说有人找他。
杨至成感到很疑惑，问道：“谁呀？”
“一个俘虏，他说一定要找你。”
杨至成忍不住笑道：“不打不成交，倒是真的打出交情来了。”可是究竟是谁呢？杨至成也想不起来。
杨至成正在想着，通讯员把那个俘虏带来了。杨至成仔细一看，原来又是曹福海。曹福海认出杨至成，也晃着高大的身躯跑上来，满脸得意地说：“这次我再也不回去了，免得老是当俘虏。你看，我还带了十几个兄弟。”
杨至成看看他的身后，直溜溜地站着十四五个白军士兵，他们和曹福海一样，一个个面带笑容，毫不拘束。
杨至成笑着问曹福海：“这回你是怎么想通的？”
曹福海叹了一口气：“唉，早先我常这样想，忍着吧，家里困难，每月多少还有几块饷钱，给家里寄去兴许能顶点事，谁知每月挣的钱还不够这个税那个捐的，当了几年兵，家里的老人孩子照旧挨饿受冻。”说到这里，他摇了摇了头，“我左琢磨右琢磨，觉得还是你们说得对，大权在别人手里攥着，穷人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杨至成把这件事向上级汇报后，便把他们编到了班里。曹福海到了红军中后，体验到民主主义带来的平等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积极，战斗勇敢，很快当了排长。1929年1月，曹福海随红四军主力下山，奔赴赣南闽西，在大庾战斗光荣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血洒思顺圩
王尔琢是井冈山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从南昌起义开始，他便随朱德下广东、转湘南，后来又上了井冈山。王尔琢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才干，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在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是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位著名将领，可是在“八月失败”中，却牺牲在叛徒的枪口之下。
1927年7月，王尔琢来到南昌，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任参谋长，参加南昌起义。随后，他随起义大军撤出南昌，挺进广东。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失利后，王尔琢随朱德在粤、湘、赣边境游击。他不仅指挥打仗，全兼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鼓舞士气，稳定部队的情绪，成为朱德的得力助手。
部队在韶关驻扎时，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军事训练，王尔琢负责整个训练的具体实施，他整天忙碌，头发顾不上理，胡子也老长老长。何长工从井冈山下来与朱德联络时，看到王
尔琢的神情，便和他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快赶上马克思了。”
王尔琢笑着说：“革命不成功，我一不剃头，二不刮胡子！”这虽然是谈笑之言，却表现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
1928年初,王尔琢协助朱德发动了湘南暴动，陆续攻占了郴州、资兴、永兴、耒阳等几个县，起义队伍中把王尔琢和朱德、陈毅、毛泽覃一起并称为“四大金刚”。
1928年7月，湘赣两省敌军开始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二次“会剿”。湖南省委没有仔细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受“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要红军大队冒进湘南。二十九团官兵大部分是湘南农军，家乡观念重，思乡心切，听说省委有指示要去湘南，都嚷着要回老家。部队只得开往湘南，攻打郴州。
攻入郴州后，二十九团不听招呼，一部分战士还围住朱德提出要回乡。有的说：“我们离家已经很久了，树随山栽，人随田耘，我们要请假回去割禾。”有的说：“春起秋头，累死水牛。这个时候不回去，一家老小怎么活啊？”个别战士还骂叽叽的：“不批假期我也得回去，不信能砍我脑壳！”
王尔琢正在吃饭，看见这种情形，一气之下摔掉饭碗，大声喊道：“党代表，吃过饭集合。”
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忙问：“集合做什么？”
“我要缴二十九团的械。他们包围军长，要求下命令让他们回老家，你说荒唐不荒唐？” 何长工说：“错就错在当初没有混合编团，一个县编一个团最容易引起农民的乡土观念。现在不能来硬的，最好开个连长、党代表联席会议，说服他们。”
但是，敌人经过休整之后，当天下午就开始反攻郴州城了，部队领导行动匆忙，失去了深入作二十九团工作的时机。二十九团的大部分官兵都趁撤退之机，径直朝老家宜章撤去，再也收拢不起来，后来只有肖克带了100多人追上了红军大队。王尔琢把二十九团的余部都编入了二十八团。
8月下旬，王尔琢与朱德等一起率二十八团返回井冈山，当部队走到江西崇义县境内的新义圩时，发生了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投敌的事件。
当红军大队向湖南桂东方向转移时，二营4个步兵连以及团部机枪连、迫击炮连担任前卫，袁崇全伙同二营党代表杜松柏、副营长曹振飞等人利用这个机会，擅自带领这支队伍向思顺圩方向开去，企图脱离大队，公开投靠赣敌刘士毅。
在行军途中，有几个连的连长发觉行军的方向不对，得知了袁崇全叛变的阴谋，于是，迅速带着连队脱离了他们。先后有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摆脱了袁崇全的控制，安全返回大队，并向军部作了汇报。但是袁崇全继续胁迫1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向崇义方向疾逃，并给朱德送来一封信，信末署名7个人。信中除咒骂党和红军外，指名要枪毙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等人。朱德气愤地说：“无论如何要把这7个败类抓回来，把受蒙蔽的部队引导回来。只要我们想办法揭穿袁崇全的阴谋，士兵们就会觉悟，一定会反戈一击。”
当天晚上，袁崇全带着两个连驻扎在崇义思顺圩。王尔琢因为和袁崇全是湖南石门同
乡，又是黄埔军校同学，因此自告奋勇，愿意亲自去做说服工作，争取把他们劝回来。
王尔琢带领一个警卫排匆匆赶到思顺。在此之前，二十八团一营的100多名红军战士已包围了思顺圩。这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四周变得非常寂静。袁崇全住在圩镇上的“寿昌杂货铺”，正在搓麻将。王尔琢一下马就走进村子里，向被胁迫的战士喊话：“我是团长王尔琢，你们不要害怕，我是来接你们回去的！”又特意对袁崇全喊道，“袁崇全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就说出来，不要采用这样的手段！”
许多战士听到团长的声音，纷纷跑了过来，袁崇全见势不妙，立即离开牌桌，拿起两支驳壳枪，冲到门口，便向王尔琢开枪射击。一梭子弹正击中王尔琢的胸部，顿时，血流如注。年仅25岁的王尔琢当场倒在血泊之中??
朱德、陈毅等人闻讯后，立即赶到了思顺。战士们掩面而泣，朱德也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第二天，大家把王尔琢烈士安葬在思顺圩旁的虎形岭上。
10月中旬，红军回到井冈山后，在龙市会师广场为王尔琢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十分悲痛，亲自拟就了一幅挽联，由陈毅书写，悬挂在追悼大会的会场上。挽联写道：
一哭尔琢，再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井冈山是康克清军旅生涯的起点，在这里，她从一个农村童养媳，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
康克清从小生长在赣江边。她的生父康年苟是万安罗塘一个贫苦的捕鱼人。由于家境贫困，康克清生下仅40天，就送给了邻村的佃户罗奇圭当了童养媳。过了不久，罗家的男孩死了，她又做了“望郎媳”，准备“陪”下一个男孩。可是，罗家后来并没有添上男丁，而是生了个女孩，不久也死了。这样，康克清便成了罗家的养女，养父给她取名叫桂秀。
康克清7岁时就开始放牛、拾柴禾、捡蘑菇，常常赢得奶奶的夸奖。过了10岁后，她除了包办家里的烧饭、舂米、推磨等家务外，还要到田里干农活，农闲时就织草绳换钱，干活能顶一个大人。
康克清14岁那年，村子里发生了水灾和饥荒，家里的日子也更苦了。这时候，北伐战
篇二：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经典红色故事
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经典红色故事——“十六字诀”的形 [思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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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井冈山茅坪，村口那颗大枫树已由绿色变为一片火红。村中“八角楼”的前厅，工农革命军连以上干部正在召开攻打茶陵的军事会议。毛泽东对主持会议的团长陈浩说:“大家议一议，这次打茶陵取一个什么样子的战略战术？”
三湾改编时升任团长的黄埔四期生陈浩，口里“嗯”了一声，颇显轻松的回答：“湘桂的军队正在大动干戈，茶陵的守备空虚得很，顶多有罗定的一两个连，经得起什么打？如果说要打的话，还不是拉开架势跟他们干！”
也是黄埔出身的团参谋长韩昌剑接上话：“那是的，军人上战场就是铁匠嘴里的一个“打”字。我们这些当连长、营长的，不是毕业于军校，就是行伍出身，打过不少仗，懂得攻是攻，守是守。”
毛泽东听得皱了眉头，略略定神，把目光移向众人，语气有些沉缓地说：“这些日子，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上了井冈山，就是从敌人占据的城市退到了乡村，换个法子和敌人斗争。这样的话，我们的战略战术也应该来一个转变，就是不打那种攻是攻，守是守的硬仗，而是实行灵活的游击战术。”“以我们的现状，只能采取这些游击性的战术。大家看，我们就这么点人和枪，湘赣两省的军队少不得频频来剿，倘若与他们守是守、攻是攻地硬拼，经得起几个回合？我老是在考虑，要做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重要的一条就是摒弃过去的老一套打法，改为游击战争，以此发动广大的工农民众，这一点大家务必要明白过来。”毛泽东的话使在场的干部们耳目一新，得到了宛希先、张子清等同志的认可。
陈浩总结会议说道：“方才毛委员讲了游击战术的重要性。我们日后的打仗战略，当取这种打法。”
让毛泽东大失所望的是，领兵占据茶陵的陈浩团长，只是口头上说执行游击战略，实际上阳奉阴违，甚至决定投靠国民党军队。幸亏毛泽东处置及时，才避免了红军的损失。
1927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龙市沙洲上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了前委处决叛徒陈浩等3人的决定并总结了这次打茶陵的教训，着重讲到了工农革命军的战略战术。
“我们要抛掉旧军事上的一套，来一个战术上的转变。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现在敌强我弱，不用这一套不行。”
1928年1月下旬，毛泽东在遂川县城的五华书院，主持召开了前委与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在听取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报告全县暴动的斗争情形后，问他们采取了哪种斗争方式。
张世熙说道:“要说斗争经验的话，那是从许多流血教训中得来的。这就是三句话十二个字。”张世熙稍作沉吟，随即有节奏的念道：“敌来我走，敌走我追，敌驻我打。”
毛泽东听后顿觉豁然开朗。他颔首以夸赞的语气对张世熙说道：“这三句话十二个字，是很好的战术字诀，这是你们创造出来的斗争经验，希望万安的同志能很好的运用十二字诀，与反动派作战到底。你们的斗争策略，实际上是与敌人周旋的游击战术，在敌人力量占优势的情形下，应该采取这种避实就虚的战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飘忽无常，然后伺机歼敌。我看，这十二字诀可以更改一下，能不能改为——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打？”与会人员觉得毛泽东改的更为高明，更贴合实际。
联席会议开后没几天，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向毛泽东报告军情：国民党赣军第三军独立营，于前些天从吉安开来，占据县城新城，一面紧急扩充靖卫团，一面在城内外布置防务，还派兵开到黄夏、排头等村捕捉农会骨干分子。
毛泽东听后心里一沉，缓缓问道：“他们是趁虚而入呦，趁工农革命军远在这儿，派兵占据新城，要把一把尖刀插在我们身后，让他插吧??”
龙超清听得着急了，连忙问：“怎么，不打这股敌人？”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心腹之患，焉能不除？只是，还得捱上一段时间。” 龙超清尚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有些纳闷的望着前委书记。
这时分，在毛泽东的脑子里跳出了“敌驻我打”的念头，他对龙超清布置说：“你回去同袁文才商量，在大陇、茅坪组织一些群众，配合农民自卫军不断地扰袭新城之敌，白天没得机会下手，就在夜里，让他们一日数惊，坐立不安。”
见龙超清仍不那么明白，毛泽东又告诉他：“工农革命军散开在遂川的乡村发动群众，一时抽走不得，你们先频频的扰袭敌人，待差不多了，我们再回师宁冈。”
到这时候，龙超清才明白了前委主席的战略意图，心头如释重负。
相隔半个月之后——1928年2月18 日，秋收起义部队引兵井冈山以来军事上的首次大捷于宁冈新城取得。
在总结这次战斗时，毛泽东的内心突如其来的涌上一个灵感：“万安人民的十二字诀，有一条叫敌驻我打，我看可以改成敌驻我扰嘛。”
朱毛两部4月底会师井冈山，5月上旬就得到敌杨如轩部将率三个团从遂川五斗江直犯茨坪的消息。毛泽东对朱德说：“杨如轩伸出拳头打过来，我们是接拳还是退让一把？”朱德从思虑中回过神来，回道：“还是主动寻找战机吧——留下三十一团扼守新七溪岭，我带二十八、二十九团出去，看看能不能寻上个机会？”
毛泽东点头：“唔，这样也好，见机行事吧。”
朱德率领红军，很快攻取了永新县城。
红军两个团占据永新县城的当天下午，由毛泽东指挥在新七溪岭御敌的三十一团也开到。第二天起，各团以连为单位分散到县城附近的乡村，做发动群众工作。
红四军在永新刚待了7天，得知敌二十七军又向永新开来。红军从永新撤至宁冈。红四军在宁冈静待数日，不见杨如轩的动作，朱德对毛泽东说：“杨如轩按兵不动，就调动他一下。”朱德接着说：“我带二十八团去酃县、茶陵突击一圈，杨如轩见状必定进兵宁冈，我们再迅速会师相机接战。”
“这样也好。有道是‘猴子不进圈，只有多筛锣’，你去湘东吧。”毛泽东微笑着说。
红军闪击湘东之举，果然调动永新敌军。杨如轩见二十八团去了湘东，觉得有机可乘，欲以两个团从龙源口向宁冈出击。就在此时，毛泽东命朱德部队从茶陵长途奔袭永新，直指杨如轩的巢穴，二占永新城。
毛泽东战略战术上总结了这次胜利：“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不是毕业于黄埔军校，就是参加过北伐，农民出身的也大小打了几十仗，算是老行伍了。打仗攻是攻，守是守，挺有一套。可现在到了井冈山，这一套就有些用不上了。何故呢？那是红军的性质和特点，也就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大家看，敌人这么强大，我们还很弱小，不可能针尖对麦芒地硬拼，需要改换一种战术，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术战略。”
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应该是一种古今中外都不同的战术，这就是一种战无常规的打法。具体来说，是避敌之长，攻敌之短，避其锐气，攻其惰归，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凡此种种前人创造出来的战术，我们都可吸收运用，形成自己的游击战术。我看这些打法归纳起来，也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
毛泽东折着手指，一字一顿地说：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了在场人员的强烈共鸣。朱德站起身来以诚挚的语气说：“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六字诀，的确对头！目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决不能摆开
架势打硬仗，只有以灵活自如的游击战术才能取胜，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今年1月我们在广东坪石取得的胜利，还有这两次打败杨如轩，都是游击战的结果。”说到这里，他以命令的口吻对干部们说：“你们回去，要向部队传达泽东同志的十六字诀，让大家都明白，这是我军不可动摇的战略方针。”此后，红军成功地运用十六字诀，取得了新、老七溪岭战斗和龙源口战斗的胜利。
十六字诀，是红军作战正反两方面的科学总结与理论提升，充满着游击战争的朴素辩证法，既包含了战略防御，又包含了战略进攻，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它的正确性已被井冈山的军事实践以及以后抵御外辱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验证。
参考文献：
[1]徐占权.“十六字诀”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J].军事历史，2011，02:39-45.
[2]王卫斌.红军“十六字诀”法宝[J].云南档案，2011，08:20-21.
[3]晓农.井冈山上，十六字诀的诞生[J].党史博览，2002，02:32-36+54.
[4]王阿寿.关于我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提出[J].近代史研究，1986，05:219-221.
[5] 晓星. 毛泽东延用游击战术“十六字诀”[J]. 福建党史月刊，1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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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琢，1903年生，湖南石门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等转战闽粤赣湘边。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部队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
1928年5月，江西敌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2个团兵力“进剿”井冈山。王尔琢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率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出击抗敌，部队到达黄坳时，我前卫二十九团与敌人一个营遭遇。王尔琢一声令下，二十九团官兵一阵猛打，势如破竹，迅速将敌击垮。接着，王尔琢又部署部队在五斗江埋伏。待敌八十一团周体仁部到达伏击地带时，我军出其不意，突然杀出，敌人顿时乱了阵脚。1个营被歼，另2个营被击溃。我军对敌穷追猛打，追到永新城下，又与敌七十九团遭遇，并一举将其击溃，趁势夺取了永新县城。
杨如轩为夺回永新，5月中旬，他又率4个团气势汹汹朝永新扑来。王尔琢见来敌较多，便故意放弃永新，率部佯装直取湖南茶陵，杨如轩以为红军的两个主力团已离开井冈山，便决定以2个团兵力偷袭宁冈。但杨如轩万万没想到王尔琢此时已率部夜间急行军130里绕回来，于5月19日在敌必经之地草市坳设伏。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敌七十九团来到草市坳，王尔琢率部杀出，一举将其全歼，七十九团团长也被击毙。
战斗一结束，王尔琢迅速率部直取永新，杀了个回马枪，杨如轩此时正在县衙内打牌作乐，结果不及抵抗已被红四军攻入城内，杨如轩负伤逃跑。
两打永新战斗，王尔琢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发挥的淋漓尽致。我红四军士气空前高昂，这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于是他急令湘赣两省调集部队对井冈山进行“会剿。”
1928年6月中旬，湘赣两省敌军共10个团向井冈山发动进攻。6月23日，由朱德、陈毅率领的二十九团、三十一团在七溪岭将敌1个团包围，并将其围歼。而二十八团在王尔琢的指挥下，顽强阻击敌第九师2个团的进攻，最终将敌2个团击溃。之后，王尔琢又立即率部赶往七溪岭参加聚歼战斗，配合二十九团、三十一团将包围之敌全歼。
红军取得这次反“围剿”胜利不久，中共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经于6月底来井冈山，命令红四军调部队出击湖南。对此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坚决反对，认为此时井冈山根据地刚巩固，攻打大城市没有基础，会将大好形势白白断送。毛泽东等人决定暂不执行省委这一指示。
几天后，湘军吴尚又率2个师向井冈山进攻，为阻止吴尚部队的进攻，朱德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出击敌后方——湖南酃县。然而在部队占领该县县城后，因被杜修经煽动起思乡情绪的二十九团官兵竟冒然向郡州进发。毛泽东迅速召开红四军军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对策。在会上，王尔琢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坚决反对红四军开往湘南，说:“现在红军主力撤出井冈山是不适宜的：一是撤出后，根据地很可能保不住；二是明知湘南敌人兵力强，是有意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会上，王尔琢建议二十八团去接应二十九团。这样朱德和陈毅率二十八团远远跟在二十九团之后，以备在二十九团不测时预以援救。
果然，7月29日，杜修经在冒然指挥二十九团进攻郴州时，被敌军团团围住，损失极大。当朱德、王尔琢率二十八团赶来时，仅收容该团100余人，决定将他们重新带回井冈山。就在二十八团重返井冈山的途中，王尔琢的二营长袁崇全煽动炮兵连及第五连少数官兵叛变革命，率队逃走。情况万分火急，面对这一复杂的斗争形势，军委中多数人主张就地消灭叛军。时为红军营长的林彪一时沉不住气，拔枪欲追。王尔琢却挥手制止说：大部分人是受蒙蔽的好人，应争取过来，更好地为革命保存力量。”他反复讲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内部再打，损失更大，我了解他们是受了欺骗所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袁崇全。我是他们的团长，我和他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他们会听我的，还是我亲自去把他们接回来。”毛泽东和朱德都觉此去凶多吉少，劝他不要去冒险。可王尔琢却明知山有虎偏向
篇三：井冈山——圣地故事
上井冈山的排头兵
1927
两个营的红军，由湖南酃县向遂川方面展开游击活
动。山区的天气巳经寒冷起来了，当时给养十分困
难，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
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土们的情绪依然很高，
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中，还四处去张贴布告向老百姓
作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问题，部队进驻到
遂川西部的大汾镇。这里是个小圩镇，物资还丰富。
谁知部队刚住下不久，就遭到肖家璧靖卫团的突然
裘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地形又不熟，
损失很大。队部都打散了，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当时只有一营四连两个排跟随着毛泽东撤退到黄坳。在这里停下来收集失散的人员。这一仗败得较惨，四连一共只剩下30多个人，稀稀落落的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散了，肚子饿了只好问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来吃。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同样的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等大家吃饱了以后，毛泽东站起来说我们要上井冈山去，他在黄坳油石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跟我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号。”他的脚本来就被草鞋打烂了，衣服也破了，但他长发下的那双眼睛炯炯有神，高大的身体威风凛然。这种坚定的信念，镇定的精神，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
战士们见毛泽东精神抖擞地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当排头兵，一个个也都抬起头来，挺起腰。充满信心，鼓起战斗勇气，提着枪纷纷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一连也赶到黄坳来了。工农红军就是这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跟随毛泽东走上了井冈山。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诞生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队伍从遂川大汾
经黄坳上井冈山，上山前在荆竹山的一个小村子宿
营。次日在村边大路上集合部队，毛泽东登上路边
的雷打石向部队简略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后，向大
家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要在那里建立
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
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接着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
第一、行动要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筹款要归公。
并且还对为什么要规定三项纪律作了简要的解释。
1928年初，部队打下递川。毛泽东不断找群众谈话，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将群众意见归纳起来。集合部队，在遂川李家坪，宣布了六项注意：一、说话要和气；二、买卖要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
五、捆稻草；六、上门板。毛泽东还解释说：“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赔总比不赔好。”为什么要上门板？以往借群众的门板睡觉，还的时候常常搞错，群众没法上门板，只好再去找回自己的门板来。于是就要求指战员借谁家的门板还要将门板上回去，才不至搞错，群众也不会有意见了。
1928年5月4日在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又重申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928年春，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时，又增加了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两项。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和“挖卫生壕(厕所)”。以后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又不断作了修改。至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才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
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成了人民军队的“传家宝”。
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建立
1927年10月，毛泽东已率队伍进驻井冈山大
井和茨坪。11月中旬，正值蒋介石与唐生智军阀混
战。
有一天，部队在大井集合，准备去打茶陵。毛
泽东向队伍讲了话：“现在是军阀混战，什么叫混
战？混战就是乱打一场。现在蒋介石和唐生智乱打
一场，后边没有兵，都空虚了，所以我们去打茶陵。”
接着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我本来要跟你们同去，我是要革命的，可我的脚不革命，我不能去，你们去。”原来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毛泽东的脚被草鞋打烂了。最后，毛泽东还向部队交代了打开茶陵后要发动群众等话。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蒋唐战争使茶陵敌方兵力非常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挨户团。我军一举占领了茶陵。
攻战茶陵以后，团长陈浩等人不听从毛泽东的教导，他们与党代表宛希先闹不团结，也不去发动群众，虽然成立了茶陵人民委员会，但还是按老衙门旧规矩办事，升堂问审，纳税完粮。筹款子都是向商会摊派，部队则每天三操两讲一点名，天天在茶陵屯兵不动。
毛泽东知道这情况后，立即去信批评了这种错误作法，并取消人民委员会，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派谭震林作主席，这是井冈山斗争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接着又成立了茶陵县工会、农会、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
蒋唐战争结束后，唐生智立即派了吴尚一个团来攻打茶陵。我军打败吴尚部队后，当夜撤出茶陵，并与张子清的部队会合。
陈浩以及团副韩昌剑、参谋长徐庶等人是投机分子。他们暗中与敌军方鼎英部联络，带着队伍叛变投敌。正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赶到了。毛泽东在水口赶上部队后，对陈浩等人作了坚决的斗争，把队伍带回砻市，挽救了革命队伍。
部队在砻市休整时，毛泽东总结了一个月来打茶陵的情况。说部队打仗很勇敢，打得很好，但是没有发动
群众，没有做群众工作，不应该在茶陵天天下操。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部队，应该是武装队、宣传队。接着毛泽东在会上向部队宣布了三大任务：第一是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是打土豪筹款子；第三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他还扳着手指一条一条地向大家作了解释。会后，叛徒陈浩等人被处决。从此，我们的红军既有高度的政治灵魂，又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8月，湘赣敌军乘红四军主力在湘南
失利，欲归末归之际，大兵进犯，侵占了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平原地区，最后又以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黄
洋界，企图一举侵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听到敌人即将进攻的消息，一营营长陈毅安率
一营的一、三两个连急行军回到黄洋界下的小井，
召开会议，布置战斗，并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
后方医院的轻伤病员纷纷要求重返前线，儿童团、少先队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也全部动员起来，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妇女也积极组织起来，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红军和地方武袋还建造了竹钉阵、铁丝网、篱笆、滚木擂石、掩体工事，在黄洋界哨口筑起五道防线。整个井冈山严阵以待，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8月30日，云雾散后，湘军吴尚部和赣敌王均部共四个团开始进攻黄洋界。红军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凭借黄洋界天险，利用石块、滚木擂石、竹钉和手中的武器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下午四时许，敌人不甘心失败，重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进攻。就在这时，红军战士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红四军军械处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安放在红军指挥阵地附近。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由于受潮，前两发炮弹成了哑炮，这时，第三发炮弹出膛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炸响了。这时，埋伏在各个山头的少先队、儿童团纷纷点燃了煤油桶里的鞭炮，在树梢上挂起红旗。一时，黄洋界上枪炮齐鸣，红旗招展。敌人原先得到情报，是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这时，看到这种阵势，以为我红军主力已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连夜逃回酃县境内去了。
事后，红军战士套用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腔填词，编了一段唱词：“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
听得山下人马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脸，二来是，红军主力离
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新城多侥幸，为何敢来侵占大小五井?你既来把山来进，为何在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计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请到山上来谈谈革命。”在黄洋界上唱起了《空山计》。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主力回井冈山途中，行至黄坳，闻听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消息，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著名的诗篇，赞扬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委员挑粮上井冈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1928年秋收后，毛泽东即号召全体军民从宁冈挑粮上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等红军军官以身作则，不辞劳苦，脚穿草鞋，翻山越岭，和红军战士一道从宁冈挑粮上山，往返一百多里。一路上，山高、坡陡、路窄，毛委员用布袋背粮，他背得多，走得又快又稳。红军战士想到毛委员工作忙，还和大家一块挑粮，来回跑一百多里路。大家生怕毛委员身体受不了，一路上，大家都争着抢毛委员的粮袋，但毛委员坚决不让。一边擦汗一边说： “你们都挑这么多，已经够累了，再抢我的挑，这样那不是把你们累坏了吗？我不要紧，能背动。”
登上黄洋界，毛委员和战士们经常在荷树下休息。有一次毛委员问大家："同志们，累不累呀？”大家齐声回答：“不累！”毛委员接着说：“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是不怕苦，不怕累，我们今天挑粮是为了革命，将来我们还要挑更重的担子呢！”黄洋界哨口很高，站在那里可以看得很远。毛委员问红军战士：“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地方？”战士高兴地回答：“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江西，也可以看到湖南。”毛委员接着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干革命要高瞻远瞩，从这里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毛委员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是如此的胸襟广阔如海，高瞻远瞩。他老人家的教诲，水远铭刻在心里。
朱德的扁担
要守住井冈山，粉碎敌人的围攻，除了修筑五
大哨口工事、安顿好重伤员修建红军医院外，还有
一宗大事就是要准备粮食。可是井冈山“人口不满
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很少，仅够群众自用，
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因此，红军战士在井冈山斗争的那些日子里，“挑谷上坳”便成了部队的一项经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