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邓小平的故事】邓小平的生活
邓小平的生活
邓小平：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
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这一年他62岁。表面原因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为和刘少奇等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混乱直至部分地区动乱的局势。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5(本文来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草 范文 网:搜集邓小平的故事)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指控，诬陷他们4人为“反党集团”，停止、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林彪则于5月18日作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五一八”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姚文元等为成员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指挥部。谁也没有料到，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他们去杭州当面请示毛泽东之后，回到北京及时派出工作组稳定混乱局势。陈伯达等从中阻挠，邓小平坚决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然而，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听了江青等人诬告，指责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只好违心地作检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文字不长却多处修改的大字报，炮打气势磅礴，好恶态度鲜明。它从6月初以来发生的事情谈起: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虽然未指出姓名，但指控的问题严重得足以置人以绝境。
同年10月，金秋季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然而，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气温却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气恼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然后，语调一转，不无幽默地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思想认识上的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上。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
篇二：邓小平的故事
1 、邓小平的故事1
一、年轻的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
1、积极建设组织，开展革命工作
2、组织党团员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四川广安、法国、俄罗斯、西安（西安军事学校）、武汉（八七会议）、上海（中央秘书长）、南宁（省政府秘书：掌握武装、建立革命军队） 百色（红七军）、中央苏区（江西瑞金）
3、培训连排基层干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如工农民主政权、土地革命、帝国主义等）；加强地方干部的培训工作。 1 李和文.邓小平的故事 1册 早年往事[M]. 北京市：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05.
篇三：【邓小平的故事】邓小平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
邓小平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
在缅怀邓小平丰功伟绩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感谢他老人家开创改革开放大业，使国家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极大改善，而且要感谢他领导国家走上法制和民主的健康之道，使全国人民享受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民主和自由。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使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享有应该享有民主权利，使他们在民主和自由的环境中生活，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体现，其价值和意义不亚于经济方面的巨大成果。 邓小平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如此广泛和真诚的爱戴，原因之一，是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比过去享有更多的自由。从上世纪50年代走过来的人，对此感受尤其深刻。
首先，人们有了更多的言论自由。在一切自由中，言论自由最重要。因为每个人除了睡觉外每时每刻都要说话，作为一个社会人总是要通过言论，即说话或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思想和感情。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虽然宪法上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这项基本权利，但实际上远没有真正实行。1957年，以言治罪，打了几十万右派，知识分子从那以后基本上不敢发出不同声音。1959年，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元帅，因直言上书而被打成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紧接着一场政治运动，又在全国打了一大批对“三面红旗”有过怀疑言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那以后共产党内基本上噤若寒蝉。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以言治罪”推到了极至。对所谓“修正主义言论”、“三反言论”，在报纸上大张挞伐。 普通老百姓如不慎说了错话，或在同事、亲人、朋友面前发了几句牢骚，或在日记中发泄了不满情绪，一旦被揭发，一夜之间就成了“阶级敌人”。“阶级斗争”弄得人人自危，个个防范，甚至朋友间、夫妻间都不敢讲知心话。
改革开放后，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谁说话还用得着谨小慎微，顾虑重重吗？还有谁因错误言论而被批判、被揪斗吗？再看看今天的报纸和书刊，明显呈现了言论多样化的特点，批评性、揭露性的报道和文艺作品屡见不鲜。至于网络，特别是论坛，更是言论活跃，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并不为过。
其二，人们有了更多的流动和迁徙自由。改革开放前，严格的户籍制以及集体生产方式，把人们，特别是农民，紧紧束缚在狭小的天地。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城，如进城卖点节约下的农产品，则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没有户口而到城市，则被称为“盲流”，成天处于对半夜查户口和被强行驱赶回乡的担惊受怕之中。如今有1.2亿农民进城打工，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从各地农村，第一次坐火车、坐长途大巴，来到大城市，用他们的双手闯荡天下，有的还成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的新居民。今天，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一个跨省区、跨地域的大规模人员流动潮在全国汹涌着，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奇观。 其三，人们有了更多进出国门的自由。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家对进出国门控制得极其严格。只有少数经贸官员和外交人员能出国，而且经过道道政治审查。建国后头十几年还向苏联、东欧派一些留学生，中苏关系恶化后，基本上中断了向这些国家派留学生的计划。向西方国家派留学生更是不能想象的事。是邓小平打开国门，使中外人员自由往来，从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是邓小平做出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决定，使过去20多年在世界各国留学的人达到数十万。曾几何时，中国人只能羡慕外国人到处自由旅行，而今天中国人也能拿着私人护照到各国旅游了。
其四，人们在个人生活方式方面享受了充分的自由。过去，一项工作、一个岗位定终身，单位之间、地区之间很少允许人员自由流动。如今，自主择业，人才流动，已成为社会常态。